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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靈魂爭奪戰:習近平治下的宗教復興、壓制和抵抗

中國靈魂爭奪戰:習近平治下的宗教復興、壓制和抵抗》(英语:The Battle for China’s Spirit: Religious Revival, Repression, and Resistance under Xi Jinping[1])簡稱《中國靈魂爭奪戰》,是國際組織自由之家在2017年2月發表的宗教自由報告[2],作者為薩拉·庫克(Sarah Cook)[3]。該報告調查中國宗教人權現狀、涵蓋3.5億多名宗教信徒[4],考察對象包括漢傳佛教藏傳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蘭教法輪功[2]。報告指稱,在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統治下,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強化對宗教的打壓,打壓措施進入日常生活領域,並引發信仰者越來越強烈的抵觸[5]

目录

發表编辑

研究分析编辑

自由之家是非營利、無黨派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長期關注全球自由民主變化[6],監督自由發展、倡導民主和人權[7],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3][5]。一些人批评该组织接受美国政府的资金,并投其所好而失去客觀性[8],而另一些人则称赞该组织促進世界各國的民主改革[9]。《中國靈魂爭奪戰》作者薩拉·庫克(Sarah Cook),為自由之家資深東亞高級研究分析員[3][10][11][12]。庫克曾主持每月1期的《中國媒體快報》,以漢語和英語,提供中國新聞與言論自由的相關新聞分析[12]。她也曾為自由之家撰寫特別報告,分別是《中國審查制度的陰影:中共媒體管制如何影響全球新聞媒體》(2013年)、及《政治局的困境﹕中國共產黨壓制政策的局限性》(2015年)[12]

《中國靈魂爭奪戰》獲得布拉德利基金英语Bradley Foundation支持,報告考察習近平自2012年11月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上臺執政後[2]中國共產黨對宗教控制政策的演變,並研究各宗教的發展狀況、與公民的政策反響[10][13]。報告集中考察7個主要宗教群體、共有3.5億名以上的信徒,包括漢傳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蘭教藏傳佛教以及法輪功,這也是首次對該議題的全面性分析[3][10]

報告協助编辑

在這份報告中,有5名精通中國宗教群體的專家為5個章節提供研究支持,包括3名博士候選人、1名獨立研究員和1名記者,但成員希望保持匿名[12]。自由之家編輯泰勒·羅伊蘭斯(Tyler Roylance)、自由之家倡議部負責人安妮·柏雅強(Annie Boyajian),及2名實習生提供編輯和研究協助[12]。另有3名中國研究學者任學術顧問,同樣也希望匿名[12]

報告獲得阿爾奇·普丁頓(Arch Puddington)、丹尼爾·卡尼格特(Daniel Calingaert)和羅伯特·魯比(Robert Ruby)意見反饋,並由蓋瑞·費(Garry Fey)任圖像設計師[12]。因撰寫報告的庫克希望更多中國人能了解中國宗教現狀,自由之家在2017年2月出版英語版報告,同年8月22日發布中文版報告[2][5]

調查编辑

本土宗教编辑

 
浙江省普陀山景點的觀音像,附近便有環繞寺廟而建、收取門票的景點。類似情況逐漸成為地方佛教領導人與政府緊張關係的來源[12]

《中國靈魂爭奪戰》指出,文化大革命過後,幾乎滅絕的漢傳佛教和道教經長期復甦,成為中國最大的制度化宗教,但規模和影響力無法與中國共產黨建政前相比[6]。中國共產黨將漢傳佛教與道教當作攏絡人心的工具,呈現中國政府為傳統中華文化的掌旗手和宣導者,並試圖藉兩者影響力建立「軟實力」、改善與臺灣社會的關係[6]

報告還指出,習近平和其他領導人對漢傳佛教與道教相當重視[5][10]。中國共產黨亦偏袒佛教、道教等本土宗教,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外國宗教抱持敵意[3]。中國共產黨認為,佛教和道教能實現自身在國內外的政治目標,報告也認為習近平企圖在傳統中國宗教和文化基礎上,建立政權統治的合法性[3][10]

儘管有政府的支持及較安全的環境,佛教與道教團體仍被嚴格控管,並出現賺取觀光財、「廟宇物品化」現象[6]。許多地方官員將佛教、道教廟產視為經濟發展工具,收取費用盈利[6]。隨著國內外旅客增加,廟產商品化情況日趨嚴重[6]。這類基於發展旅遊、盤剝寺廟的行為,成為國家與寺廟人員、佛教徒間的關鍵爭執點[10],便有僧人利用社群媒體反抗政府打壓[6]

基督教编辑

 
中國曾加大基督教壓制力道,發生數起強拆教堂十字架的案例。

自由之家報告指出,中國基督教信徒數量自1980年顯著成長[註 1]。根據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統計,中國註冊的基督教信徒達2,900萬人,天主教信徒達570萬人。报告指出中国境內實際的基督教信眾可能超過1億人,多数信眾未加入中國官方的「三自愛國教會」,而參加非官方教會,這類地下教會常遭當局打壓[14]。在某些地區,官方及非官方教會領導人達成默契,信徒能在不同教會參加禮拜,讓基督教信徒的人數更難統計[14]

報告指稱,中國政府阻擋西方價值觀與外國勢力滲透[3],讓同樣信奉耶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受到的壓迫有所差異[5]。中國政府官方輿論強調西方價值觀「具威脅性」的論點,及宣傳基督教「宗教中國化」的必要性[5][10][14]。2014年初,地方政府加強遏止基督教擴張的力度[10]。對於多數基督教新教信徒,地下教會和官方教會的打壓迫害都有明顯增加[10][14]。習近平上任後,基督教打壓的情況雖無顯著惡化,但2013年仍傳出數十件打壓事件[註 2][14]

天主教則受中國與梵蒂岡關係逐漸恢復影響[5],教宗方濟各上任後,積極改善雙邊關係[註 3][14]。這讓中國的天主教信徒出現希望,對往後中國的前途感到樂觀[10],不過中國主教任命權仍是需解決的關鍵問題[註 4][14]。報告指出,儘管中國日益強化打壓力道、且確實達到部分目的,卻也讓官方及非官方教會、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更緊密,拆除十字架行動更凝聚基督教信徒[註 5][14]。同時報告認為中國與梵蒂岡解決主教任命權後,有機會減少天主教地下教會的迫害[14]

伊斯蘭教编辑

 
甘肅省臨夏市的穆斯林清真寺。臨夏市回族中的穆斯林人口眾多,有「小麥加」之稱,當地的伊斯蘭教限制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更寬鬆。

《中國靈魂爭奪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有過宗教開放期,但1990年代中國推出新的控制法規,政府與穆斯林的矛盾增加;2001年美國發生九一一襲擊事件後,中國共產黨政府藉該機會,宣示打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分離主義、恐怖主義與激進主義等「三股勢力[4]。習近平從2012年11月上臺後,中國共產黨政府緊縮控管伊斯蘭教,持續嚴厲控制打壓,達1,000萬人口的回族中的穆斯林維吾爾族中的穆斯林遭遇更多限制[4],及面臨對伊斯蘭教的恐懼心理[10]

報告指稱,中國政府根據民族和地理位置不同,對待回族中的穆斯林和維吾爾族中的穆斯林的態度與政策,有著顯著的差異[4][5][10]。非維吾爾族的穆斯林,日常宗教活動、服裝或資訊接觸明顯較少限制,漢化較深的回族中的穆斯林更獲得政府扶持[4]。維吾爾族中的穆斯林的宗教行為則常被認定是「極端主義」[5],受到壓制[4]。隨著政府逐漸加深對伊斯蘭教的控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宗教控制持續擴大,維吾爾族中的穆斯林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註 6][4]

報告指稱,維吾爾族中的穆斯林受到的迫害明顯比其他民族更嚴重,讓維吾爾族中的穆斯林與政府的衝突不斷加劇[4]。隨著暴力事件引發漢族為主的社會大眾恐懼,政府以此藉口加強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區的掌控[註 7][4]。報告還指出,維吾爾族中的穆斯林無論涉及何種罪名,被捕入監後都很有可能遭毆打虐待,特別是那些信仰堅貞的犯人[4]。《中國靈魂爭奪戰》還表示,並無跡象顯示習近平與中國共產黨政府會改變對穆斯林的政策走向[4]

藏傳佛教编辑

不同於漢傳佛教和道教的待遇,報告認為藏傳佛教的迫害嚴重程度「非常高」[5]。報告指出,習近平尚未恢復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代表的會談,其領導下的中國,基本上延續胡錦濤時代採用的政策手法和打壓運動,深化和擴大管控措施[5],包括對宗教自由和人權更明顯的嚴厲侵犯,甚至造成人員傷亡[13]。中國共產黨政府持續對藏族信徒的藏傳佛教生活,施加嚴厲宗教限制,特別禁止崇拜流亡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10]

2012年11月後,至少有321名藏人因涉及宗教行動或意見表達遭拘禁,75人被判處徒刑,每年都有人在被警方拘押期間喪生[13]。報告指出,2009年開始的藏區連環自焚事件,在習近平上臺的2012年達到高峰,希望藉此吸引習近平關注、採取懷柔政策,人權組織便報導當年有28起自焚事件[13]。不過西藏自治區嚴格管控藏族自焚抗議運動的資訊,自焚事件因而發生在2010年前相對自由的地區[13]

2012年12月後,政府推出許多新措施,包括「連坐法」阻止自焚、懲罰自焚協助者、取消慶祝活動、限制私下活動、鼓勵藏人告密、及操縱宗教教義和領導人遴選[10],活佛轉世傳承亦需政府認可[13]。隨著政府持續打壓藏傳佛教,許多信仰虔誠的藏族族人冒著監禁、酷刑和死亡危險,積極和政治性抗議反對[13]。報告還指出部分藏族族人選擇逃亡境外,2008年前每年有數千名藏人逃亡,但隨著青藏高原各地檢查站增加、及尼泊爾邊界軍力增強,逃亡已經無法實現[13]

法輪功编辑

 
一名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被壓制。

報告指稱,法輪功初期得到政府支持,官方媒體曾給予正面報導[15]。但因深受歡迎及意識形態衝突,中國共產黨轉而大規模禁止法輪功,對法輪功的鎮壓持續至胡錦濤時期[15]。在這期間,法輪功的修煉者受到廣泛且嚴重的人權侵害[10]。2013年1月至2017年,自由之家獨立核實933起法輪功學員囚禁入獄的案例,最長的刑期達12年[10]

儘管中國共產黨投入巨额資金,大規模鎮壓迫害法輪功長達17年,不過根據估計,中國仍有700萬至1,000萬名成員持續修煉法輪功[15]。自由之家採訪的多位律師便指出,在法輪功遭禁多年後,仍有許多人持續修煉法輪功[15]。2013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檔案,也提及法輪功的「回潮」與「擴展」[15]

到了習近平統治時期,對法輪功的作為有著些許不同的改變[15]。習近平的反腐敗工作促成官員輪替,及法輪功學員主動友好接觸警員,造成部分地方對法輪功的迫害有所緩解[10],這也顯示中國共產黨政府發動鎮壓的國家機器失效[15]。部分地方官員迴避迫害法輪功成員,甚至有員警主動保護法輪功成員[15]

分析编辑

宗教管控编辑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後開始,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控制和迫害整體呈現上升趨勢[5]。一方面,中國許多地方,很多普通信徒從事宗教活動時[5],不會感受到限制[10]。另一方面,部分信仰者面臨官僚障礙、強制性政治「再教育」、或經濟盤剝[10]。每天都有政府安全部門,針對部分群體經常性逮捕、嚴酷懲罰、長期關押、及殺害信仰者等[2][10]。至少1億名信仰者(即大約1/3的中國信仰者)所屬的宗教群體,面臨 「高度」或「非常高度」的受迫害危險[10]

與前任總書記胡錦濤相比,習近平上任後加強對宗教的打壓迫害,擴大許多迫害性政策[10]。政府建立更嚴苛的法律環境限制,除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共同壓制和平的宗教活動,也將打壓目標轉為更多政府登記的會眾和領導人[10],過去中國政府容忍的宗教活動也遭懲罰[3]。中國政府還讓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與中國共產黨幹部,直接干涉寺廟與教堂管理,永久進駐宗教場所,穿戴頭巾、蓄鬍與禁食等日常性宗教活動也被干預[3]

中國政府還利用新的技術手段控制宗教,包括應用無人機與網際網路等高科技監測宗教活動,或在敬拜場所增加電子監控,同時還曾囚禁在騰訊QQWeChat等社交媒體分享宗教內容、或突破網路審查的信仰者[3][10]

管控失敗编辑

《中國靈魂爭奪戰》指出,中國政府對宗教的控制,根據不同地點、不同民族和不同教派有著不同形式[2][10]。作者庫克撰寫自由之家報告時,承認中國的信仰者確實不一定感到被打壓,亦提及部分積極發展,包括中國與梵蒂岡關係改善、腐敗黨政官員下臺,法輪功迫害情況緩和[2][5]。但庫克認為,在習近平統治下,儘管中國政府不斷強化對宗教的迫害與打壓,打壓措施仍滲透到日常生活領域,這引發信仰者強烈反彈[3][10],顯示了中國宗教政策根本上的失敗[2]

當中,她認為上百萬的信仰者不會顧慮這些日常限制,而願意為更高的原則做出犧牲,這將成為中國政府遭遇的困難[3]。撰寫報告的庫克認為中國共產黨註定輸掉這場「中國靈魂的長期爭奪戰」[2][3]。另外,報告還建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放鬆有關宗教團體登記的規定,把更多信仰者帶入現實的法律框架,借此扭轉過去那些令信仰者相當反感的做法,如禁止敬拜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禁止修練法輪功、拆除官方教堂十字架等[5]

註釋编辑

  1. ^ 報告指稱,在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死後,中國放鬆宗教的控制力道,人民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感興趣,加上中國對所有宗教的打壓、重新分配「信仰市場」,基督教出現發展的空間和機會[14]。隨著中國開放市場、經濟逐漸攀升,許多大學學生和收入較高族群把基督教與歐美已開發國家間的關聯視為現代化象徵,家庭教會的靈活性也促使中國基督徒人數增加[14]
  2. ^ 其中,浙江省出現為期3年的「三改一拆」運動,最初在溫州市展開、爾後遍及整個浙江省,基督教教堂是運動主要目標,但也有部分天主教教堂受害,甚至「三自愛國教會」也受到影響[14]
  3. ^ 報告中提到,教宗方濟各在2016年1月的訪談中,表示敬佩中國的偉大文化和古老智慧,並在中國春節期間向習近平及中國民眾發出祝賀,直言教宗向中國領導人做出此舉是前所未見的[14]
  4. ^ 報告引述觀察人士說法,指出解決主教任命權有3種模式,包括遵循「越南模式」,由梵蒂岡提出名單、再由中國圈選[14];另種模式則由梵蒂岡決定人選,但必須獲得中國認可[14];或由中國提出具體人選,再由梵蒂岡認可,中國數名神職人員便採取此模式任命[14]
  5. ^ 報告指出,政府想要貫徹基督教的「中國化」,不僅可能讓家庭教會不想註冊登記,也可能讓三自愛國教會的領導人「叛變」,轉向投入家庭教會[14]
  6. ^ 報告中提到的案例,包括婦女配戴頭巾、面紗或罩袍等宗教服裝,容易受到刁難[4],同時還有蓄長鬚[5]、兒童伊斯蘭教教育、及強迫售酒等規定[10]。另外,每年1次的齋戒月中,政府也強制要求餐廳不得歇業,學生、公務員強迫必須進食,政府還要求維吾爾族族人參加跳舞或團康活動,雇主若不敦促員工參加,自己就要被迫參加[4]
  7. ^ 報告認為,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將「恐怖主義的暴力行動」等同於「和平宗教活動」,只會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情勢和暴力循環持續惡化,社會大眾反伊斯蘭教情緒一會滋長,將影響到回族和其他民族中的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權利[4]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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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